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能力建設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顯著特點和獨特優(yōu)勢，為黨的持續(xù)壯大和發(fā)展提供了強大的支撐與依托，也是黨能永葆風華的關鍵所在。
毛澤東思想既體現在它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又體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法寶：統一戰(zhàn)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還體現在黨的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當下，中國企業(yè)也面臨著基于高質量發(fā)展與數智化的轉型升級，面臨著如何將能力建立在組織上或重構組織新能力的重要命題�？梢哉f，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管理智慧與能力建設實踐，為企業(yè)的組織能力建設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桿和榜樣。如果企業(yè)能把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理念和做法與企業(yè)實踐相相合并融會貫通，我相信中國的企業(yè)也會變得更加強大、更加具有全球競爭力。
一個組織能不能始終充滿激情，富有感召力與凝聚力，首先是要有明確而堅定的宗旨與使命。使命讓人方向一致、目標明確，力出一孔，利出一孔，讓組織產生巨大的凝聚力；使命讓人產生激情，激發(fā)人的潛能和創(chuàng)造力，促使人奮不顧身地去實現和追求心中的夢想和目標。“要讓戰(zhàn)士愛打仗”，首先要讓戰(zhàn)士知道為什么要打仗，為誰打仗，打仗的意義和價值是什么，一旦讓戰(zhàn)士富有使命感去打仗，他一定不怕死，一定奮不顧身。
中國共產黨首先是一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組織。其根本宗旨和使命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認為這是全世界最簡潔，最接地氣，最具有號召力和凝聚力的組織的宗旨和使命的表達。
使命是一個組織的存在理由和價值。它首先要回答你為誰服務，為誰創(chuàng)造價值。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存在的理由和價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其存在的合法性的根基。只要全心全意，而不是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它就能獲得人民的充分的信賴、全力的支持、衷心的擁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的：“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確定了自己的使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此后的百年芳華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守人民情懷，胸懷千秋偉業(yè)，為人民，也依靠人民，最終在人民的幫助和支持下，從弱小走向強大。
1934年，3位女紅軍經過湖南汝城縣沙洲村，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女紅軍戰(zhàn)士看她很窮，臨走時，就把自已僅有的一條被子剪開，把一半留給老人。還告訴她，等革命勝利的時候，一定送一條完整的被子給她。這段往事讓徐解秀老人銘記了一輩子。她說：“什么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
1944年9月5日，在張思德的追悼會上，毛澤東發(fā)表了《為人民服務》的著名講演。他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強調：“我們共產黨人區(qū)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fā)；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fā)點。”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在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概括了群眾路線的基本內容主要是：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
七大通過的黨章第一次增加了“總綱”部分，其中明確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必須與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廣泛的聯系，并經常注意鞏固與擴大這種聯系。
中共八大，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黨的群眾路線作出新的概括：一方面，認為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他還創(chuàng)造性地把“為人民服務”的豐富內涵和要求具象化為“人民滿意論”：即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工作的根本衡量尺度；只有讓人民擁護、贊成、高興、答應，才能說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樹得牢、 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做得好。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我們講宗旨，講了很多話，但說到底還是為人民服務這句話。” “衡量一名共產黨員、一名領導干部是否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是有客觀標準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回望中國共產黨的百年發(fā)展史，可以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已經深深融入共產黨人的血脈和靈魂，成為共產黨人始終恪守的忠實信條，代代相傳的精神基因，奮斗不息的精神動力。
什么時候中國共產黨堅持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擁護與支持，共產黨也才能獲得蓬勃發(fā)展。什么時候違背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會給黨和人民帶來災難。
第二，關照群眾利益。大革命時期，共產黨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戰(zhàn)爭時期，為了更好地團結群眾，提出減租減息；解放戰(zhàn)爭時期，每解放一個地方，進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正是這種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fā)，人民利益大于天，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實踐，使黨組織受到老百姓的擁護，贏得老百姓的支持和信賴。
第四，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延安時期，面對國民黨的經濟封鎖、軍事封鎖，共產黨和當地人民群眾一起進行大生產運動，開墾荒地打糧食，建設工廠搞工業(yè)，最終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緩解了供需矛盾，戰(zhàn)勝困難，度過難關。
第五，向人民群眾學習。人民群眾蘊藏巨大的智慧能量，組織智慧來自于人民群眾。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第六，強調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共產黨的許多文藝創(chuàng)作都始終將文藝素材來源和最終的指向定位為人民群眾，比如膾炙人口的《黃河大合唱》《兄妹開荒》等等。所有的這些素材都是從人民群眾中來，最終又回到群眾，引導群眾積極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發(fā)揮自己的力量。
第一，偉大的企業(yè)家都是偉大的夢想者和立意高遠的事業(yè)目標追求者。他們不是單一地追求掙錢發(fā)財，而是有超越利潤與財富之上的追求。許多企業(yè)活不長，做不大的主要原因是企業(yè)家心死，死在目標追求封頂，進取精神不足，格局小。許多企業(yè)家小富即安，人生價值迷惘，只是做生意掙錢而不是做事業(yè)，沒有做大做強企業(yè)的追求與格局。所以學中國共產黨，首先要像中國共產黨人那樣有遠大的事業(yè)追求，有崇高而接地氣的使命。我認為，未來中國企業(yè)追求的目標就是要確立成為世界級領先企業(yè)、產業(yè)領袖的追求，或者成為細分領域產業(yè)隱形冠軍的事業(yè)追求，尤其是要從短期投機逐利，真正轉向長期價值主義，真正為客戶創(chuàng)造價值，為社會的文明進步，為人類美好生活的追求做出貢獻。
第二，企業(yè)只有確立共同的目標追求，才能牽引、凝聚員工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企業(yè)要凝聚天下優(yōu)秀人才，激發(fā)人才的創(chuàng)造力和奮斗精神。首先要有明確而高遠的目標追求，有共享的使命和愿景。道不同不相為謀，如果組織成員⽬標追求各異，“同床異夢”，就難以形成組織凝聚⼒。只有在共同使命與事業(yè)⽬標層次上的凝聚力，才是持久⽽牢不可破的凝聚力，⽽基于單一利益導向的凝聚力都是短暫和不牢固的。
任正⾮在談到華為的組織能⼒建設時，專門寫了⼀篇⽂章《⼒出⼀孔，利出⼀孔》。他在這篇⽂章中指出：“⽔和空⽓是世界上最溫柔的東⻄，因此⼈們常常贊美⽔性、輕⻛。……同樣是溫柔的東⻄，⽕箭可是空⽓推動的，⽕箭燃燒后的高速⽓體，通過一個叫拉法爾噴管的⼩孔，擴散出來的⽓流，產⽣巨⼤的推⼒，可以把⼈類推向宇宙。像美⼈⼀樣的⽔，一旦在⾼壓下從⼀個⼩孔⾥噴出來，就可以⽤于切割鋼板。可⻅⼒出⼀孔其威⼒。……平凡的⼗五萬華為⼈，25年聚焦在⼀個⽬標上持續(xù)奮⽃，從沒有動搖過，就如同是從⼀個孔噴出來的⽔，從⽽產⽣了今天這么⼤的成就。這就是力出一孔的威力”。
第三，中國共產黨組織百年不衰的根基是依靠人民，服務于最廣大的人民。而企業(yè)生存和發(fā)展的根基是客戶,客戶價值是企業(yè)價值的來源。企業(yè)要一切以客戶為中心，為客戶創(chuàng)造價值。企業(yè)只有為客戶創(chuàng)造價值，才會具有持續(xù)的生命力。企業(yè)什么時候違背了客戶的價值，違背了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就會被客戶所拋棄。
第四，企業(yè)組織要貼近市場，扎根于客戶，傾聽客戶的聲音，才能準確而及時了解客戶需求，從而為客戶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務；企業(yè)要圍繞客戶做對客戶有價值的事情，員工要屁股對著領導，腦袋對著客戶，時刻關注客戶在想什么，需要什么，而不是只關注領導想什么，要打造以客戶為中心的組織體系。
第六，要相信和發(fā)揮客戶的力量�？蛻羰瞧髽I(yè)產品改進與市場品牌推廣的力量。比如小米就是將粉絲作為人力資本，讓粉絲參與到產品設計與品牌推廣之中，充分發(fā)揮客戶（內部稱粉絲）力量的典范。
三灣改編明確了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加強了共產黨武裝奪權的保證。這次改編也是一次對隊伍進行精簡，對軍隊人員大浪淘沙的過程，讓那些對革命態(tài)度不明朗，不明確的人離開部隊，把信仰堅定的人留下來。也就是說，共產黨不需要特別大的隊伍，但是需要忠誠的、強有力的隊伍，從本質上解決了大與強的關系問題。它也架起了黨武裝士兵、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為奪取革命武裝斗爭的勝利開掘了力量源泉。
三灣改編半個月后的一個夜晚，在葉家祠的閣樓上，毛澤東在“紅一連”親自組織發(fā)展6名新黨員，建立了人民軍隊第一個連隊黨支部。此后，在整個革命戰(zhàn)爭年代，支部都扮演了游擊隊的火車頭的角色，保證了黨組織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這種支部建在連上帶來的艱難奮戰(zhàn)而不散，在朝鮮戰(zhàn)爭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曾有國外智庫對中國朝鮮戰(zhàn)爭勝利的原因進行研究，其結果顛覆了他們此前一種幾乎定型的認識，那就是，世界上很多軍隊只要指揮員被消滅，建制被打亂，就潰不成軍。唯獨中共軍隊不同，即使指揮員犧牲了、建制打散了，甚至軍人受傷被俘了，仍能成立黨組織，重新投入戰(zhàn)斗。他們的結論是：“支部建在連上”是解放軍的“戰(zhàn)略武器”。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基層黨組織的作用，強調必須激活基層黨組織，增強基層組織力、強化黨的肌體的‘神經末梢’，讓黨組織真正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fā)展的堅強戰(zhàn)斗堡壘”。
第一，把黨建在連隊上，使得組織能夠扎根于群眾的沃土。全世界沒有哪一個組織與中國共產黨一樣，有這樣從上至下的扎根群眾的終端網絡，保證組織的觸角可以伸展到任何角落。這樣做的好處是黨的思想方針、路線能夠得到貫徹，使得基層都能聽到黨的聲音，政令暢通，綱舉目張。
第二，把黨建在連隊上，就是在基層有人去貫徹執(zhí)行黨的路線，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夠深入人心。這充分發(fā)揮了基層黨組織的戰(zhàn)斗堡壘作用，比如解放戰(zhàn)爭時期，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是基層群眾的動員能力。為什么華東野戰(zhàn)軍司令陳毅說，某種意義上淮海戰(zhàn)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因為準海戰(zhàn)役期間，解放軍60萬人對陣國民黨軍80萬人，但黨的基層組織在四個解放區(qū)前后共出動民工543萬人，動用擔架20.6萬副，車輛88萬輛，挑子30.5萬副，牲畜76.7萬頭，共向前線運送1460多萬噸彈藥，9.6億斤糧食等軍需物資，保證了前方打仗戰(zhàn)士有糧食吃，傷病員有人去救治。整個后勤服務系統靠的是人民群眾，使國民黨陷入了解放軍布下的人民群眾的天羅地網。
第三，把黨建在連隊上，也保證了組織可以從最基層的黨員那里聽到他們的聲音，保證能收集到所需要的信息，保證了決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避免了長官意志和純粹的人為因素的影響。
第四，把黨建在連隊上，可以充分調動基層黨組織的戰(zhàn)斗堡壘作用，具有巨大的組織動員能力。這種能力在遇到突發(fā)事件時就能迸發(fā)出來巨大力量。這次疫情之所以中國能夠在全世界做得最好，我認為有兩個方面國外是沒法抄中國作業(yè)的。第一個就是大數據，海量大數據的集聚，使得任何人的行程可追溯，可排查。西方受個人隱私權的約束，不可能有中國如此海量大數據做支撐，從而實現科學、精準防控。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基層黨組織，可以動員在每一個社區(qū)、每一個村莊、每一個生活角落的人，建立起全民、全社會的責任防控體系，疫情當頭，每一社區(qū)、每一村莊的基層負責人，直至每個門衛(wèi)，每一個社區(qū)退休老太太，都像打了雞血，沖在一線，嚴陣以待，高度負責，最基層的支部組織發(fā)揮的巨大的戰(zhàn)斗堡壘作用不可估量，也是西方國家永遠學不到的。
第五，把黨建在連隊上，黨組織的平臺化+分布式管理，能夠適應不同區(qū)域、不同地點，不同人群的特點，保證了既能夠統一，又可以個性化地去解決終端的問題，使得組織不僵化，機動靈活。既可以迅速地聚攏，又可以很快地分散。
第一，向中國共產黨學習，把黨支部建在連隊上，就是企業(yè)組織內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員工的力量，外要貼近市場，走進終端客戶，構建深度聯接客戶、快速響應客戶需求的敏捷組織體系。這就要求企業(yè)的組織結構要扁平化、網絡化。中國許多企業(yè)做到一定規(guī)模后，組織所面臨的核心問題是企業(yè)組織離客戶越來越遠，決策重心過高，層序多，審批環(huán)節(jié)過多，機構臃腫，機體僵硬，對客戶需求和市場反應速度慢。因此，企業(yè)要打造以客戶為中心的端到端的流程化組織。
第二，企業(yè)要有強大的市場基層動員能力和一線集成作戰(zhàn)能力。組織要為一線賦能，授權一線，讓聽得見炮聲的人做決策，讓一線去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資源，比如華為的基層“鐵三角”,在本質上就是貼近終端的基層組織�？蛻艚浝�、產品經理和交付經理三者緊緊抱在一起生死與共，聚焦客戶需求，一旦摸清了“敵情”，就可以呼喚總部炮火，集成作戰(zhàn)。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強在哪？我認為，強在組織的骨骼系統，強在打造了一支支能帶隊伍、敢打硬仗、能打勝仗的干部隊伍。共產黨打仗沖鋒時，往往是干部振臂一揮，同志們跟著我沖�。「疑习。《鴩顸h軍隊軍官往往是讓士兵往前沖，自己卻往后站。這就是當年共產黨干部與國民黨軍官的區(qū)別。
“干部”一詞最早來自于法語cadres，含義就是組織的骨骼系統，是組織中的骨干分子。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黨章中，首次使用了“干部”一詞。干部這個詞雖是個舶來詞，但中國共產黨賦予了干部以全新的含義。中共十二大黨章明確指出：干部是黨的事業(yè)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
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干部培養(yǎng)的重要性。1930年5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第二縱隊到達江西尋烏。此時紅四軍正在貫徹古田會議決議，軍隊已經破除了一些舊習氣，但新風氣尚未建立。尤其是古田會議嚴厲批評了軍隊干部打罵下屬的做法后，一些干部卻因此無所適從，不敢放手管理下屬。毛澤東深入部隊調查研究掌握情況后，召集大隊以上干部開會，講了七條干部管理教育方法。
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毛澤東又向全黨提出：“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fā)展，要自覺地造就成千數萬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
在1935年的瓦窯堡會議上，把“必須大數量地培養(yǎng)干部”確定為黨的一項任務。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作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的重要論斷，并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zhèn)涞念I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干部直接決定著組織的效率和力量。”
為了培養(yǎng)干部，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qū)創(chuàng)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馬列學院、中國女子大學、陜北公學等20多所干部學校。中央領導均在學校任教，毛澤東不僅為抗大制訂了教育方針和校訓，還親自授課。他說：“他們請我講課，我也愿意去當教員”。在抗大第二期，毛澤東講授《辯證唯物論》，每星期講2次，每次4個小時，從1937年5月開始，歷時3個月，授課110多小時。
共產黨在培養(yǎng)人才的理念上，一方面強調必須要有正確的政治目標，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圍繞正確的政治方向進行教育；第二講求務實的能力；第三錘煉嚴格的作風，保持持久的愛國熱情，磨掉所有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驕傲、狂熱，把干部打造成中國革命的鋼刀利刃。
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這些干部學校為抗日前線和敵后輸送了十萬名干部。他們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戰(zhàn)爭。以至于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聲言：“消滅了抗大就是消滅了邊區(qū)的一半。”
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好干部不會自然而然產生。成長為一名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組織培養(yǎng)。”新中國成立后, 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很多干部教育培訓基地，包括各級黨校、干部學院等機構，大批干部進入黨校、大學、各種培訓班學習。改革開放以后，不斷加大對干部的教育培訓力度，給干部創(chuàng)造學習機會，創(chuàng)新改進學習方式，不斷豐富干部學習內容，把干部教育培訓工作制度化、規(guī)范化。
一百年來，共產黨的干部培養(yǎng)從革命年代提出“有計劃地培養(yǎng)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zhàn)斗任務”，到改革初期確立干部“四化”方針、開展“第三梯隊建設”，再到新時代強調“培養(yǎng)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解決了領導干部青黃不接的問題，確保黨的人力資本增量純潔、存量鮮活，使執(zhí)政黨肌體永葆健康。
1.必須善于識別干部。干部選拔一直堅持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主要方法是進行干部審查，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審查的標準主要包括“政治觀點、工作能力、黨的觀念意識、日常生活、經濟觀點及是否能吃苦耐勞等”，“審查每個干部時，必須由被審查的干部自己填寫表格，并寫詳細的履歷，由干部科工作人員與之作詳細的談話，對其重要關節(jié)（如被捕、被俘、出獄、釋放及犯重大錯誤……的經過），必須找到旁證人寫出證明書，根據上述材料精細地審查，并由干部科會議討論作出結論。”
2.必須善于使用干部。中國共產黨非常注重對干部的實踐鍛煉，采取多崗鍛煉、交流任職、異地掛職等方式，讓干部到基層一線培養(yǎng)歷練，“接地氣”“墩墩苗”，在使用中成長，在使用中脫穎而出。
第四，對于犯錯誤的干部，一般地應采取說服的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只有對犯了嚴重錯誤而又不接受指導的干部，才會采取斗爭的方法。在這里，耐心是必要的，輕易地給人們戴上“機會主義”的大帽子，輕易地采用“開展斗爭”的方法，是不對的。
5.建立專門的干部管理機構與監(jiān)督機構。1924年，中央正式決定分設組織、宣傳、工農等部，毛澤東為中央組織部長，羅章龍為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國共產黨的干部與組織管理有了常設的專門機構，干部與組織管理進入專業(yè)化與正規(guī)化。1927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設立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1949年，黨中央作出《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自此，將反對干部消極腐敗，建設干部廉潔政治作為重要的組織建設目標。
第一，干部是決定企業(yè)生存和發(fā)展的內在核心力量，干部隊伍是企業(yè)最大的人力資本。在不確定的新時代，企業(yè)要以內在確定性來應對外部的不確定性，而內部最大的確定性就是干部隊伍的穩(wěn)定、團結與戰(zhàn)斗力。干部穩(wěn)，隊伍就不會亂；干部團結，隊伍就堅如磐石；干部帶頭沖鋒陷陣，隊伍就有戰(zhàn)斗力。因此，企業(yè)也要向中國共產黨學干部管理，打造一支有使命感、有責任擔當、有職業(yè)化管理能力、能帶隊伍、打勝仗的干部隊伍。
企業(yè)最大的威脅是干部責任擔當精神的缺失，許多干部在變革面前、轉型時期、重大突發(fā)事件面前，不敢拍板決策，不敢冒變革風險，不愿承擔推動變革的責任，懶于變革，占著位子不履責、不作為、假作為，使企業(yè)錯過變革的時機，變革轉型流于形式，使企業(yè)面臨被時代淘汱的危機。許多干部官做大了以后，工作作風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遠離市場與客戶，這將使企業(yè)面臨被市場與客戶拋棄的巨大威脅。在數智化轉型時代，企業(yè)最大的挑戰(zhàn)是干部不學習，職業(yè)能力滯后，領導力不足，許多干部的觀念陳舊，思維固化，行為滯后，能力跟不上，成為企業(yè)轉型升級的最大障礙。為此，企業(yè)應向中國共產黨學干部管理，抓干部的使命、責任與能力建設。
第三，干部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建立流程化、制度化干部管理與監(jiān)督體系，還要有干部管理專業(yè)職能機構，如中國共產黨組織體系中有專門的干部管理機構組織部。像華為、小米等優(yōu)秀企業(yè)都相繼成立了干部管理總部，將“建組織、出干部”作為企業(yè)組織能力建設的兩大核心命題。如華為干部管理總部的職責是：要重點管好后備干部的選拔、培養(yǎng)、考核、彈劾、配股、調薪、獎金評定等日常人力資源操作。人力資源部負責規(guī)則的建議、執(zhí)行和監(jiān)管、考核支撐、員工招聘、全員學習與發(fā)展等人力專業(yè)支撐工作。
華為在吸收中國共產黨干部管理智慧的基礎上，把干部管理的過程體系化、制度化，從而形成“良將如潮”的干部發(fā)展的長效組織保障機制，并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干部管理七連環(huán)的系統管理模式，為華為的組織能力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統一指揮權和思想權，槍桿子和筆桿子兩手抓、兩手硬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硬在哪？為什么這個組織有思想、有靈魂、還有戰(zhàn)斗力？為什么中國共產黨組織歷經各種危機和磨難，任憑外部敵對勢力怎么內外攻擊，始終攻不破、打不爛、拆不散，這個組織仍然安如磐石、堅如銅墻鐵臂？我認為中國共產黨硬在堅持槍桿子、筆桿子兩手抓，兩個拳頭都要硬。
槍桿子是牢牢掌握黨對軍隊的絕對統一指揮權。黨是從歷史教訓中，認識到槍桿子要硬。
在共產黨成立的最初階段，把主要精力放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組織工人運動上。但是從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中共六大，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的有30多萬，中共黨員的數量從1927年5月時的5.7967萬人，一下子降到11月份時的1.765萬人，損失的幅度幾乎達70%！
面對異常殘酷的局勢，毛澤東發(fā)現“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1927年7月31日晚上，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北伐軍3萬余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半晚上的時間，殲滅了敵人1萬多人。由此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拿起槍桿子干革命。
在幾天后，8月7日的漢口會議上，毛澤東在總結前期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提出了著名的“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論斷，認識到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有槍桿子才能打倒反動派。
盡管有了這樣的認識，但當時共產黨還在幼年，不成熟，再加上部隊的補充來源主要是農民、游民和俘虜，加之連續(xù)作戰(zhàn)，生活艱苦，部隊中也存在著單純軍事觀點、軍閥主義、流寇思想、極端民主化等不良思想。針對這些思想傾向，毛澤東在1929年６月給林彪的信中明確提出了黨的“絕對的指揮權”“絕對的黨領導”等概念。同年12月底召開的古田會議，更是明確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為了貫徹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1930年９月，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在主持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時反復強調：“政治上黨的領導要有最高威權，紅軍中只有黨的一個領導，不能容許有第二個領導。”同年還頒布了《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提出：“中國紅軍為要完成其偉大的歷史任務，須接受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紅軍的政治工作就是要鞏固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領導，要使紅軍成為有力的工農革命的武裝力量。
1935年６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張國燾擁兵自重，不服從黨的領導，向中央爭奪兵權。1938年11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動情地說：“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能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并接著指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此后“黨指揮槍”成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形象化表達。
1940年8月20日，即百團大戰(zhàn)開始的同一天，朱德發(fā)表了《黨是軍隊的絕對領導者》，警示八路軍、新四軍指揮員必須絕對服從黨中央的指揮，并告誡全體官兵：“黨的絕對領導”就是“黨中央的絕對領導”。
解放戰(zhàn)爭的三大戰(zhàn)役期間，毛澤東在西柏坡最小的指揮所，用一部滴滴答答的電臺指揮了全國所有的戰(zhàn)斗。所謂滴滴答答的一個聲音，就是一個統一指揮——黨的指揮的聲音。
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也始終不渝地堅持毛澤東確立的 “黨指揮槍”的原則，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鄧小平在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進行概括時，指出：“這個性質是，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這與世界各國的軍隊不同。”
江澤民時代，在認識黨與軍隊的關系上，提出 “必須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作為永遠不變的軍魂”的新論斷，揭示出人民解放軍作為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軍隊的本質所在。
2012年12月10日，習近平在視察廣州戰(zhàn)區(qū)時說：“堅決聽黨指揮是強軍之魂，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聽從黨的絕對指揮。”習近平強調：“要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確保部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指揮。”
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為了維護黨的利益、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梢哉f，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國際風云劇烈變幻中始終站穩(wěn)腳跟，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支忠于黨、忠于社會主義、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的英雄軍隊。
筆桿子是思想權，組織最大的權是思想權。統一思想，上下同欲，目標一致，力出一孔，組織便勢不可擋。
毛澤東曾對外國友人說，他以前最大的愿望是當教員，只是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壓迫，他被迫拿起槍，搞起了武裝斗爭。
不過毛澤東一生沒有怎么帶過槍，卻從不離筆，可以說毛澤東是用筆桿子指揮著槍桿子奪取政權。筆桿子是號角、戰(zhàn)略、思想、方法；槍桿子是實力、武器、斗爭、行動。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圍剿和反共宣傳，毛澤東堅持一手抓軍事斗爭，一手抓輿論武器，強調“共產黨是左手拿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
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并采用創(chuàng)辦報刊，書寫標語口號，喜劇歌舞表演等手段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主張。
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面對國民黨的反共宣傳，為了保證中國共產黨的抗戰(zhàn)路線和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維護抗日統一戰(zhàn)線，打敗日本侵略者，爭取抗戰(zhàn)勝利，毛澤東親自兼任《八路軍軍政雜志》編委會成員，為《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延安廣播電臺等媒體撰寫稿件。
1947年，在國民黨軍對延安的猛烈進攻中，中共領導人告別居住了10年的延安，轉戰(zhàn)陜北。當時，隨行毛澤東的只有兩支隊伍：一支是軍委作戰(zhàn)部，一支是新華社。毛澤東一面指揮打仗，一面指導新華社展開輿論攻勢，并親自撰寫了大量新聞、時評和社論。毛澤東后來說：“中央留在陜北靠文武兩條線指揮全國的革命斗爭。武的一條線是通過電臺指揮打仗，文的一條線是通過新華社指導輿論。”
毛澤東在西柏坡期間，一年時間親手擬電報408封（根據《毛澤東軍事年譜》），指揮了三大戰(zhàn)役，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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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筆桿子不僅對準敵人，在歷史的關鍵的時刻，當軍隊內部出現各種雜亂聲音與思潮，毛澤東也用筆桿子，統一思想，實現上下同欲、目標一致，力出一孔。
在面對各種思想上的不統一，毛澤東都針對性地發(fā)表文章，當黨內外對農民運動頗有微詞時，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當井岡山時期革命處于低潮時，他卻用詩意語言寓意革命高潮的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當抗日戰(zhàn)爭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親日、親美言行泛濫時，他指出“武器是戰(zhàn)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抗日戰(zhàn)爭是持久戰(zhàn)，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論持久戰(zhàn)》）
當有人疑惑，張思德是燒窯時因炭窯崩塌去世的，是為人民服務嗎？他說：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為人民服務》）
在人民軍隊跨過長江之后，他寫了新聞稿：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二十一日已有大約三十萬人渡過長江。渡江戰(zhàn)斗于二十日午夜開始，地點在蕪湖、安慶之間，國民黨反動派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遇著人民解放軍好似摧枯拉朽，軍無斗志，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我軍萬船齊發(fā)，直取對岸，不到二十四小時，三十萬人民解放軍即已突破敵陣，占領南岸廣大地區(qū)，現正向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港諸城進擊中。人民解放軍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戰(zhàn)斗，堅決地執(zhí)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
共產黨不僅注重國內的宣傳工作，也重視在國際上發(fā)聲，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支持和同情。
長征期間，黨中央專門委派陳云到蘇聯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匯報紅軍長征情況，讓共產國際增強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了解和信任。陳云的報告發(fā)表在《共產國際（中文版）》雜志第一、二期合刊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產生了強烈反響。
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期間，黨中央成立對外聯絡交際處，接見外國記者，暢談中國革命，以埃德加·斯諾的《毛澤東印象記》、福爾曼的《延安報道》和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區(qū)實況》等報道沖破了國民黨的輿論封鎖，向國內和國際人民傳遞信息，爭得同情。
可以說，在長期的對敵斗爭中，毛澤東一直在運用輿論的武器推動武裝斗爭的進程，鞏固擴大武裝斗爭成果，并收到顯著效果。
建國后，共產黨依然重視宣傳工作，強調筆桿子的重要性。比如鄧小平就反復強調：“拿筆桿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筆桿子、不會拿筆桿子，這個領導就是很有缺陷的”。
1981年，中央專門發(fā)出指示，要求“領導干部必須親自動手準備自己的重要講話、報告，親自指導、主持自己領導范圍內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并明確指出“這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新的國際環(huán)境，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講好中國故事”，我們有本事做好中國的事情，還沒有本事講好中國的故事，要有信心講好中國故事，讓人民從中受到鼓舞，讓世界了解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意義重大，也是中國共產黨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職責使命。
在思想統一方面，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也創(chuàng)造出了各種方法和途徑。比如辦報、辦訓練班、看書看報、個別談話、開黨內會議和政治討論會，還有上政治課、組織政治訓練委員會、教授方法、集合講話、游藝、改良待遇和對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紅軍內加強黨的建設的方法和途徑，保證組織內部思想統一。
中國共產黨槍桿子和筆桿子兩手都要硬對企業(yè)的啟示：
第一，企業(yè)在市場上要硬，首先是技術與產品要硬。員工靠什么在市場上去拼、去競爭？手中的槍桿子就是好產品。所謂“以客戶為中心”，如果沒有好的產品，以“客戶為中心”就是一個偽命題。而要有過硬的產品，首先就必須要技術創(chuàng)新領先，而要實現技術創(chuàng)新領先，就要持續(xù)加大技術創(chuàng)新的研發(fā)投入，要在研發(fā)上真金白銀地砸錢，沒有其他捷徑可走。華為能夠走到今天，就是靠產品技術創(chuàng)新，就是靠每年從銷售收入里至少拿出百分之十以上投入研發(fā)。其次，產品要硬，硬在“真材實料，貨真價實”；再次，產品硬，硬在卓越的營運系統、精益化的生產制造、敏捷而高效的供應鏈管理、獨特的市場與品牌管理上，以此能夠打造出成本領先、高品質、高性價比、高品牌體驗的產品。
第二，企業(yè)組織要有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也要抓思想權的統一。首先是對內統一思想，達成共識。企業(yè)家及高層對未來發(fā)展要完成系統思考并對使命、愿景、目標等核心價值體系達成共識，讓所有員工凝聚在共同的目標下，力出一孔，利出一孔。
其次是企業(yè)的品牌宣傳與推廣。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形象要統一，要講好企業(yè)品牌故事，樹立企業(yè)良好社會公民好形象，提高消費者對產品及品牌價值體驗。
華為贏在什么地方？華為也是贏在兩手硬：一個是贏在產品技術創(chuàng)新領先；一個是贏在華為人思想統一，目標一致。正如任正非在《力出一孔、利出一孔》這篇文章中提出的：過去二十五年，華為人聚焦在一個目標上持續(xù)奮斗，從來沒有動搖過，就如同從一個孔噴出來的水，從而產生了今天這么大的成就，這就是力出一孔的威力。在華為的每個關鍵時刻，任正非都善用筆桿子解決企業(yè)經營中所面對的問題與難題�！兑唤核驏|流》一文中就講到：到97年后，公司內部的思想混亂，山頭主義林立，各路諸侯都顯示出他們的實力，公司往何處去，不得要領。我請人民大學的教授們，一起討論一個“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大家發(fā)散的思維，幾上幾下的討論，不知不覺中“春秋戰(zhàn)國”就無聲無息了。
任正非其他代表性的文章有：《資源是會枯竭的，唯有文化生生不息》《華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一江春水向東流》《用烏龜精神追上龍飛船》《方向要大致正確，組織要充滿活力》《在攀登珠峰的路上沿途下蛋》等。這些文章既引領了華為的變革與發(fā)展，又為華為樹立了良好的社會形象，因而任正非在媒體的發(fā)聲及一系列文章，成為華為品牌傳播最能打動人的武器。
建立組織理性，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組織紀律建設之本，從嚴治黨
中國共產黨組織為什么沒有成為一盤散沙？為什么組織大了以后沒有出現大面積潰爛而崩塌？為什么能始終有序而高效地運行，做到政令暢通，有效執(zhí)行？除了具有共同的使命和目標牽引外，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嚴明的組織紀律。從嚴治黨，使整個組織做到紀律嚴明，目標一致，執(zhí)行力強。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1927年秋冬，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進抵荊竹山，即將往井岡山推進。井岡山并不是一個無人占有的不毛之地，井岡山上有當地的百姓，也有逃難上山的百姓，他們到井岡山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生存問題。當時林彪問毛澤東：“紅旗到底還能打多久？星星之火真的能燎原嗎？”
如何能讓部隊立足，靠的就是嚴明的紀律，它表明我們的組織是嚴肅的組織，是真正干事情的組織，不是烏合之眾。為了強化嚴明的紀律，在部隊出發(fā)前，毛澤東在荊竹山村前“雷打石”處向部隊發(fā)表講話，第一次提出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當年冬天，井岡山異常寒冷，為了解決部隊的冬衣、糧食，拓寬根據地的面積，毛澤東決定攻打敵人守備薄弱的遂川縣。占領遂川城，部隊分散活動，出現了有的戰(zhàn)士借了老百姓的門板和稻草沒有主動歸還，借來的許多門板歸還時又往往弄錯，睡過的地方沒打掃干凈等現象。
毛澤東了解到這些情況后，立即召開全體工農革命軍指戰(zhàn)員大會，并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請來夫子要給錢；不打人罵人。”這些話都是老百姓的話，非常通俗易懂，也能讓戰(zhàn)士做得到。此后，部隊每到一地，都要嚴格檢查“六項注意”的執(zhí)行情況。
1928年3月，毛澤東率領部隊到達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南部打土豪時，有的部隊錯把老百姓娶媳婦的新嫁妝當作土豪財產予以沒收。毛澤東發(fā)現后，立刻對工農革命軍全體指戰(zhàn)員、當地的赤衛(wèi)隊員和少先隊員們，嚴肅地、系統地頒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把過去六項注意中的 “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改為“不拿工農一點東西”。
1929年，紅軍向贛南、閩西進軍。由于這些地方比較落后，紅軍到后，還是按照過去的習慣，到野外大便，隨便到溝里、河里洗澡，引起群眾的不滿。毛澤東知道后，把在原來“六項注意”的基礎上，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guī)?rdquo;，后來改為“院子打掃干凈，挖衛(wèi)生坑(廁所)”，成為“八項注意”。
隨著工農紅軍的步伐一路向北，作戰(zhàn)環(huán)境不斷變化，原先在南方宿營時要用“門板”和“稻草”鋪地睡覺的情況已不再適用，于是又對相關內容進行調整、優(yōu)化，最終定稿為：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為了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深入人心，加強對新兵的紀律教育，1935年時任紅15軍團的政治部秘書長的程坦與時任紅15軍團政治部宣傳科長劉華清，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編成歌詞。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統一全軍紀律，加強部隊的思想和作風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
1937年9月，毛澤東在《反自由主義》一文中指出，自由主義“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系松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它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
1948年12月，毛澤東在為《中國青年》的題詞中更是明確提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深刻揭示了黨的紀律對黨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豐富了黨的紀律體系。如為了嚴格黨的組織紀律，中共中央分別發(fā)布了《關于精兵簡政、增產節(jié)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和《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
1997年印發(fā)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執(zhí)行紀律方面的第一部比較全面、系統、具體、完整的重要條例。2003年發(fā)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進一步將黨的紀律分為組織紀律、人事紀律、廉潔自律紀律、財經紀律等。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牢牢抓緊紀律建設這一治本之策，強化監(jiān)督執(zhí)紀問責，推動管黨治黨不斷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fā)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使黨的紀律規(guī)定更加科學化，常規(guī)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yōu)勢。始終將紀律和規(guī)矩挺在前面，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無往而不勝的重要法寶和經驗總結。
中國共產黨強化組織紀律建設對企業(yè)組織能力建設的啟示：
激情和理性是企業(yè)組織能建設的一體兩面，組織的力量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激情的力量，一個是理性的力量。激情的力量使組織充滿活力和創(chuàng)新，持續(xù)奮斗，永不懈怠。而理性的力量一方面使組織方向一致，不犯戰(zhàn)略性錯誤，抑制企業(yè)家的原始沖動，使企業(yè)家的欲望得到有序釋放，偏執(zhí)的行為受到約束，能把握成長的節(jié)奏而不翻車。另一方面，理性的力量使組織紀律嚴明，阻止運行規(guī)范有序，高效執(zhí)行。
中國許多企業(yè)活不長，做不大，往往死在組織機體“三無”，許多企業(yè)是三無企業(yè)，光靠老板一個人包打天下，無團隊、無組織紀律、無組織理性。
首先，企業(yè)家只顧抓業(yè)務，不帶隊伍、不抓干部隊伍與領導團隊，沒有群體智慧和團隊領導力，企業(yè)家個人管不住自己內在的欲望，隨意拍腦袋決策，盲目多元，最后一地雞毛。
其次，組織沒有建立流程、制度權威，紀律不嚴明，規(guī)矩不嚴肅，對干部沒有組織紀律約束和有效監(jiān)督機制，導致組織出現山頭、腐敗、惰怠等組織黑洞，堡壘從內部被攻破。
再次，對事沒標準、對人憑個人好惡，無組織客觀用人標準，升官發(fā)財無依據。
所以，中國企業(yè)要構建組織理性，需做好以下幾點：
第一，企業(yè)家要從機會導向轉向戰(zhàn)略導向，從投機主義轉向長期價值主義，對企業(yè)未來的發(fā)展完成系統思考和頂層設計�！度A為基本法》的頒布，就是對企業(yè)家最高層次的紀律約束，正如任正非所提出的，《華為基本法》首先是管住我自己，管住我內心的沖動和欲望。
第二，強化流程與制度建設，建立制度、流程權威，構建以客戶為中心的組織。
第三，建立客觀公正的價值評價與價值分配體系，打造全力創(chuàng)造價值、科學評價價值、合理分配價值的價值管理循環(huán)體系，使升官發(fā)財有依據，構建組織憑能力、憑業(yè)績吃飯，而不是憑政治技巧吃飯的用人機制。
第四，建立干部行為規(guī)范與紀律天條，嚴肅組織紀律。比如，華為為了嚴肅⼲部隊伍建設，規(guī)范⼲部⾏為，專⻔制定頒布了《華為⼲部⼯作作⻛⼋項規(guī)定》，要求所有⼲部宣誓并嚴格執(zhí)⾏。
第五，信任放權，內部監(jiān)控兩手抓。干部的價值創(chuàng)造活力來自于信任授權，但防止干部腐敗和怠惰則需要建立長效的內部監(jiān)控體系，華為稱之為“重裝旅”。
讓組織始終充滿集體智慧而避免走向個人獨裁的組織原則與決策機制
——民主集中制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始終充滿集體智慧，不錯失任何重大的歷史性發(fā)展機遇，并能不斷走出“個人崇拜與專制”的陷阱，使組織內部多元一體，不分裂、不內訌，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它的最高的組織原則與決策機制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被中國共產黨奉為黨的根本的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發(fā)展壯大的歷史就是民主集中制不斷完善、不斷創(chuàng)新的歷史。
民主集中制原則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個偉大創(chuàng)造。早在1906年，民主集中制原則就被寫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章。
建黨初期，共產黨在制定決策機制的時候，就是以俄文版的俄國共產黨八大黨章作為參考。雖然是借鑒，不過兩者有差異，俄共的民主集中制強調“凡是重大問題經由會議決定”，我黨的民主集中制強調“一切重大事情由會議決定，而且在會議上由少數服從多數產生。”
剛開始，民主集中制原則分為民主原則、集中原則兩個方面。但由于認識上的偏差，在實踐中黨內對“集中”的一面強調更多，對“民主”的一面不夠重視，呈現出“強集中”“弱民主”的特征，其突出表現為1926年底，黨中央主要負責人的家長制作風以及后來王明等人對民主集中制的嚴重破壞。
1927年6月1號，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在這個《決案》中第一次明確規(guī)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指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它是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它的奧妙在于用民主對抗專制，用集中對抗散漫，它既不是一盤散沙的民主，也不是密不透風的專制，而是張弛有度的適當集權。
民主集中制的哲學和政治依據是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從群眾中來”就是發(fā)揚民主、集中群眾智慧的過程；“到群眾中去”就是貫徹執(zhí)行正確意見的過程。
民主集中制的好處在于，可以實現從個人智慧到群體智慧的轉變，使得整個組織智慧不是建立在個人的基礎之上。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民主集中制得到的不一定是最佳方案，但是避免了最壞的結果。
民主集中制作為黨內決策過程的原則和決策方法，在黨委制中具體體現為毛澤東所說的“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
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對民主集中制的內涵做出新的概括：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
西方人往往把適度集權與專制，賢明領袖為核心與個人崇拜混為一談，由此認為民主體制一定戰(zhàn)勝專制體制。我認為這是一種對中國共產黨組織管理體制的誤讀。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管理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基礎上的民主，是民主和集中的有機辯證統一，是民主和集中的度的把握，從來沒有將民主和集權對立起來。某種意義上，它是一種威權和適度集權，強調領袖權威領導，以凝聚群體智慧的領袖思想為中心，適度集權，控制圓心，放開周長，開放而不封閉，始終防止和反對個人獨裁和專制。
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集權與專制，兩者區(qū)別體現在：
1.民主集中制上的集權是集中組織、團隊智慧下的集權，其組織智慧不是建立在個人之上，而是在集體之上。而專制則是建立在個人智慧、個人專權基礎上。
2.民主集中制上的適度集權是開放式的系統，而專制則是封閉式的系統。民主集中制既強調從上至下的統一性，又強調要善于充分發(fā)揮各級黨組織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
3.民主集中制上的集權強調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下級，全黨服從中央，而不是服從于某一個人。而專制是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個人決定并綁架整個組織。
4.民主集中制上的集權用的是德才兼?zhèn)涞娜瞬�，善用敢提不同意見的忠誠的諫言者，而專制者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好用奴才與庸才。
5.民主集中制上的集權崇尚真理，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身上，誰有智慧、誰掌握了真理聽誰的。往往是掌握真理的少數人，說服大多數人，同大多數人達成共識，而反對一言堂，反對搞個人崇拜。專制則崇拜個人，搞一言堂，大搞個人崇拜。
6.民主集中制上的集權倡導組織自我批判精神，有自我糾錯機制與自我修復能力。專制沒有自我批判精神，也就沒有自我糾錯的能力。
總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始終有智慧、有無窮的力量源泉，就在于民主集中制。中國共產黨只要能夠堅守民主集中制，它就能使得組織始終充滿智慧，始終保持開放，始終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組織就可以始終防止和避免走向個人崇拜與專制。只要堅持民主集中制，組織就一定充滿智慧，充滿活力，充滿戰(zhàn)斗力。
民主集中制對企業(yè)組織能力建設的啟示：
1.企業(yè)家作為企業(yè)的領袖和在組織中的核心領導地位不可動搖。要承認企業(yè)家對企業(yè)的權威與集權領導，企業(yè)決策不能過度民主，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但企業(yè)家要成就偉大事業(yè)，首先要從個人的成功轉向組織的成功，要致力于將能力建在組織上；其次，要從企業(yè)家的企業(yè)到企業(yè)的企業(yè)家，要從老板一言堂，到運用團隊智慧、群體智慧，企業(yè)決策要相對集中，但企業(yè)家個人不能獨裁。
2.企業(yè)要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與流程，應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則，避免因老板拍腦袋、個人獨斷決策給企業(yè)帶來的致命風險�！度A為基本法》就規(guī)定：“公司的高層管理組織的基本結構為三部分：公司執(zhí)行委員會、高層管理委員會與公司職能部門。公司高層委員會有：戰(zhàn)略規(guī)劃委員會、人力資源委員會、財經管理委員會。我們遵循民主決策、權威管理的原則。高層重大決策需經高層管理委員會充分討論，決策的原則是從賢不從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一旦形成決議，就要實現權威管理。放開高層民主；強化基層執(zhí)行。”
3.企業(yè)家要包容人才的缺陷，發(fā)揮人才的優(yōu)勢，善用敢于提不同意見的個性化人才。企業(yè)家要向中國共產黨學任人唯賢之道，善用有個性、有能力的人才，而不是好用奴才。
營造“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組織氛圍，讓組織時刻處于臨戰(zhàn)緊張狀態(tài)，使組織具有超強的戰(zhàn)斗力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為什么讓人有精氣神，有斗志，整個組織不松懈，緊張而有序，嚴肅而活潑，既讓人時刻感受到生存危機，使人時刻處于臨戰(zhàn)前的緊張狀態(tài)，同時又讓人心情愉悅地全心投入工作？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良好的組織氛圍。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氛圍與精神面貌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它來自1937年上半年,毛澤東為抗大制定的校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1939年6月1日，在抗大成立3周年的紀念大會上，全體學生一致通過的《抗大誓約》中寫道：我們堅決執(zhí)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勾蟾鶕珴蓶|制定的校訓所形成的這一校風，既熏陶和錘煉抗日軍政干部的優(yōu)秀品格風范，養(yǎng)成了他們良好的精神狀態(tài)，也因他們的傳播和感染，后來成為人民解放軍的優(yōu)良傳統。
縱覽人類歷史上所有組織管理理論和管理智慧，都沒有毛澤東主席在1937年為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所提校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八個字那么高度凝練、那么切中要害、那么形象生動、那么讓人有力量。
中國共產黨組織為什么有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講團結，善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團結讓組織凝聚在一起，力出一孔，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是組織力量的源泉，人心齊泰山移，團結使組織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使組織中個性不同、能力各有所長的人凝聚成組織巨大的能量，并形成超強的組織戰(zhàn)斗力。
馬克思最早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強調團結，聯合是團結，聯合體是團結的共同體。毛澤東多次強調團結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團結，不要分裂”。在講到如何團結時，他說要使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
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就強調全黨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86年11月9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指出：“最重要的是人的團結，要團結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我們過去幾十年艱苦奮斗，就是靠用堅定的信念把人民團結起來，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同時他也指出：“驕傲自滿是團結的大敵”。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團結是鐵，團結是鋼，團結就是力量”是走向新的勝利的重要保障，并對領導干部指出“懂團結是真聰明，會團結是真本領，團結出凝聚力，出戰(zhàn)斗力，出新的生產力，也出干部”。
中國共產黨組織為什么有戰(zhàn)斗力，就是始終讓組織充滿危機感和臨戰(zhàn)狀態(tài)的緊張感。緊張讓組織永不懈怠，緊張就是戰(zhàn)斗力。組織的戰(zhàn)斗力往往是在危機中、緊張中、高壓力中激發(fā)，高壓強下爆發(fā)出來的。打仗是要死人的，組織不緊張，松松垮垮，毫無斗志，不可能打勝仗。“共產黨軍隊緊張，國民黨軍隊不緊張”。蔣介石在總結為什么共產黨軍隊比國民黨軍隊更有戰(zhàn)斗力時，曾感嘆共產黨的軍隊比國民黨軍隊更緊張，更有拼命奮斗精神，而自己的軍隊松懈，沒有緊張感，因而喪失了戰(zhàn)斗力。任何一個組織，一定要有高績效壓力，有危機感、有內外競爭壓力。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是靠松松垮垮，靠懈怠，能不斷打勝仗的。
中國共產黨組織為什么能有序壯大，高效率運行，是因為在激情奮斗中始終保持組織的嚴肅與理性。嚴肅是組織制度建設與規(guī)范化管理的保障，是建⽴組織理性的基礎。不嚴肅、不理性，組織容易犯方向性⼤錯誤，組織容易翻⻋；不嚴肅、不理性，組織難以建⽴秩序與規(guī)則，組織能⼒形不成。
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嚴肅性主要體現為：
1.中國共產黨人對“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信念的堅守與踐⾏；
2.辯證思維，科學態(tài)度，找出客觀規(guī)律，尊重客觀規(guī)律；
3.組織紀律嚴明，規(guī)矩嚴肅；
4.倡導嚴肅的工作作風與認真的工作態(tài)度；
5.實事求是，深入群眾，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形式主義；
6.加入組織的莊重與儀式感，對組織目標與完成黨交給任務的莊嚴承諾。
中國共產黨組織為什么具有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關鍵在于創(chuàng)造一種讓組織充滿生動活潑的氣氛，使組織不呆板、不僵化，具有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活力。活潑讓組織充滿激情和活力，活潑就是創(chuàng)造力。組織的活力與創(chuàng)造力來自于哪兒？來自于組織富有生氣和活力；來自組織氣氛活躍熱烈；來自人的不呆板、不僵化；來自人的自我驅動、自我激勵；來自人的陽光、自然、率性、活潑；來自于開放、包容、創(chuàng)新的組織文化。
如何讓組織充滿生動活潑的氣氛？
首先，毛澤東提倡要講：“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反對“語言無味，像個癟三”。
其次，要開活潑的會，反對開死板呆板的會。毛澤東主張，必須創(chuàng)造一個寬松、自由的環(huán)境，允許大家發(fā)表不同意見。他說，“請大家評論，提意見，根據大家意見再作修改……這樣，就更能充分發(fā)揚民主，集中各方面智慧，對各方面看法有所比較，會也開得活潑一些”。
第三，黨內組織活動，充分發(fā)揮民主，暢所欲言，領導帶帶頭自我批評。
第四，領導干部決策要善于采納不同意見。毛澤東提出要向劉邦學習“豁達大度,從諫如流”。
第五，干部工作作風務實、接地氣，工作方法不呆板。如干部說百姓語言，做百姓的農活，與民同勞、同樂，保持與民交往的活潑。
第六，開展多種形式，靈活多樣、生動有趣的組織生活與學習活動。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氣氛營造，對企業(yè)組織能力建設的啟示：
1.在不確定時代，企業(yè)要以內在的確定性來應對外部的不確定性，而企業(yè)最大的內在確定性，就是內部的精誠團結，就是上下目標一致，風雨同舟，協同奮進。
中國企業(yè)組織能力建設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領導班子不團結，干部隊伍一盤散沙，業(yè)務系統山頭林立，各自為政，難以協同，各種力量不能統一于共同目標，就難以實現從機會成長到組織成長的轉型，難以真正做大做強，提升全球競爭力。
因此，團結是組織能力建設第一要素，組織不團結，成就不了大事業(yè)。華為就非常注重組織氛圍的營造，比如在任正非為《華為基本法》寫的序言中，他說：“我們要用十年的時間使各項工作與國際市場接軌。特點是淡化企業(yè)家的個人色彩，強化職業(yè)化管理。把人格魅力、牽引精神、個人推動力變成一種氛圍，使它成為一個場，以推動和導向企業(yè)的正確發(fā)展。”
2.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是靠松松垮垮、靠懈怠而取勝的。商場如戰(zhàn)場，企業(yè)要持續(xù)創(chuàng)造高績效,就要營造高績效組織氛圍。任何一個組織，一定要有高績效壓力，有危機感、有內外競爭壓力。每個員工工作要飽滿，人才越閑得無事，越無事生非。
任正非在2020年5月20日接受德國電視臺采訪時談到：“美國政客拿著鞭子抽著華為，提醒我們要努力奮斗，我們只要不努力奮斗，就會把我們打垮。這點對我們也是有好處的，沒有外部壓力，內部就缺少動力”。在川普的打壓下,華為人比以往更加眾志成誠，團結一致，共同奮斗。沒有危機感的企業(yè)，就是企業(yè)最大的危機，沒有讓員工感受到市場與績效壓力的企業(yè)，就是企業(yè)最大的生存壓力。對于一個成功的企業(yè)而言，最怕的就是組織懈怠、懶散，不再有創(chuàng)業(yè)時的生存緊張感和持續(xù)奮斗的激情。
3.企業(yè)要打造組織能力必須建立組織理性。首先企業(yè)家要有長期價值主義思維，要摒棄投機與短視，抑制企業(yè)家的原始沖動，使企業(yè)家的欲望得到有序釋放，偏執(zhí)的行為受到約束，能把握成長的節(jié)奏而不翻車。其次，強化制度與流程建設，確立制度與流程權威。此外，企業(yè)的組織理性還體現為組織成員對信念的堅守與價值觀的踐行；對規(guī)律和常識的尊重與敬畏；對組織目標與績效達成的莊嚴承諾，對團隊的共識與規(guī)則的遵守；對流程制度權威的尊重等等。
4.企業(yè)要實現創(chuàng)新與人才驅動，需要有包容開放、活潑創(chuàng)新的組織文化氛圍。
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工作作風，堅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fā)展道路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開創(chuàng)走中國特色的武裝奪取政權的發(fā)展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之路，之所以打不倒，并能夠從敵人的圍追堵截中沖破重圍，我認為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不教條，不本本主義；二是始終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實現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獨立自主，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一直跟兩個東西在作斗爭，一個就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教條主義是照搬馬列，脫離具體的實踐；經驗主義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不學習，不創(chuàng)新。這兩種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
在共產黨的幼年時期，共產國際給與了很多的指導與支持，但是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變化。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越來越“左”傾，出現黨內“左”傾盲動錯誤、包括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其中尤以王明為代表的“左”教條主義錯誤最甚。
1929年，王明從蘇聯學成回國，以共產國際特委的身份，以馬克思理論家自詡，大段的背誦馬列的經典，塑造自己的理論權威，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給黨的工作、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都帶來了重大損失，最后導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失敗，丟失南方根據地，不得不走上極為艱苦的長征之路。
面對各種錯誤苗頭，1930年，毛澤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其中提到：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你對于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1931年4月，毛澤東在《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對“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的論斷作了補充和發(fā)展，提出“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fā)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fā)言權。”
正是基于調查，毛澤東說：“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
1938年9月至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政治局，由他代表中央做了《論新階段》的報告。這個報告中，毛澤東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他指出：“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huán)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毛澤東1944年4月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學習與時局》的主題演講，其中提到：“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俗話說：“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是說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yǎng)成分析的習慣。”
在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談到理論跟實踐相結合，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新形勢，毛澤東說：“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如果只有幾篇原有的哲學著作，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那是不行的。實踐、生活的觀點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實踐、生活之樹是長青的。”
1976年，文革結束，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按照什么樣的方向去發(fā)展？“兩個凡是”給出來的是一條按部就班的老路。它脫離了中國的實際，唯書，唯上。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人們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指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這是從根本理論上否定了“兩個凡是”。從此，中國進入新歷史和新征程。
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提出“摸著石頭過河”，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種通俗形象的說法。“石頭”就是指中國的實際情況,“摸”就是在實踐中去探索研究，“過河”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
此后，從“三個有利于”到“三個代表”再到科學發(fā)展觀，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的一次又一次飛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體現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守正創(chuàng)新。
2014年5月9日，在參加河南省蘭考縣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斬釘截鐵地指出：“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什么是中國特色？這就是中國特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制度是我們自己的，不是從哪里克隆來的，也不是亦步亦趨效仿別人的。”
可以說共產黨人在近百年的奮斗中，正是尊重一切實際，不受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束縛，不斷克服各種錯誤思想，才使黨組織能糾正各種錯誤，得到極大發(fā)展。
獨立自主的思想，堅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fā)展道路，也是中國共產黨立足之本。它與實事求是和走群眾路線，共同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靈魂，中國革命的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真正懂得獨立自主。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中國共產黨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的情況下,解除了博古、李德的領導權和指揮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新階段。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中國形成了抗日統一戰(zhàn)線，中國共產黨又提出了堅持抗日民主統一戰(zhàn)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當時面臨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自主領導，一切領導權歸統一戰(zhàn)線的壓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抵制斯大林和王明的錯誤，堅持獨立自主的抗日路線，并最終取得了勝利。
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在經濟方面的最主要表現是自力更生。延安時期的大生產運動，保障了根據地的自主供給，減租減息，土地革命，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發(fā)展了經濟，保障了供給,從而保證了中共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和軍事上的山地游擊戰(zhàn)。
解放戰(zhàn)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掌握自己的命運，將革命進行到底，打敗了國民黨，創(chuàng)建了新中國。
新中國建立后，雖從“以俄為師”到“以蘇為鑒戒”，但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搞建設。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走自己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中國偉大歷史轉折點。邁入21世紀，將參與經濟全球化與堅持獨立自主相結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又提出要“善于根據國情進行自主創(chuàng)新”；黨的十八大以來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又指出獨立自主是“立國立黨的重要原則”。今天，中美進入全面競爭時期，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試圖聯合起來打壓中國，扼制中國的發(fā)展，這使中國共產黨人更加清醒認識到：獨立自主是中國共產黨成功且百年不衰的的一條基本經驗，它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百年發(fā)展的始終，是立黨立國之本。
對企業(yè)組織能力建設的啟示：
1.做企業(yè)不能尚虛、逐名、搞形式主義，而要低調務實，實事求是。中國許多企業(yè)做大了后為什么會崩盤、出問題，就在于企業(yè)大了以后，企業(yè)家開始脫實尚虛、逐名，開始自我膨脹，大過客戶、牛過政府、輕視人才、超越時代。尤其一些明星企業(yè)家，欲望過多，荷爾蒙釋放過度，不能堅守企業(yè)家本位。人生要為做一件大事而來，但一生只能做好一兩件事，不能什么事都做。什么事都想做，老想跟明星比光環(huán)，跟武術大師比武功，跟教授比學問，跟政治家比手段，比來比去，什么都只做到59分，忘記了企業(yè)家角色與身份，最終做企業(yè)家也不及格，離偉大更漸行漸遠。
2.要打造百年基業(yè)，提升全球競爭力，中國企業(yè)必須要有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要培育核心專長與技能，做好自己，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中國企業(yè)要想不被美國等西方國家卡脖子，自主創(chuàng)新是根本。
持續(xù)不斷地激活組織、純潔隊伍、提升免疫力：
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生活會、干部整風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使整個組織保持肌體健康，生機勃勃， 能不斷自覺抵御外來病毒的侵蝕，不斷提高組織自身免疫力？我認為，就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持續(xù)激活組織，增強黨的組織生機與活力的法寶與方法，包括批評與自我批評、黨內民主生活會，干部整風等。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優(yōu)良傳統，是增強黨組織戰(zhàn)斗力、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有效武器，也是保持黨組織肌體健康的有力武器。
作為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毛澤東在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中，就注意使用批評與自我批評。在1921年1月28日，毛澤東在寫給湖南學生聯合會會長彭璜的信中就談到，“弟兩年半以來，幾盡將修養(yǎng)功夫破壞：論理執(zhí)極端，論人喜苛評，而深刻的自省功夫全廢。”并指出彭璜身上存在言語不夠爽快，態(tài)度不夠明確等十個方面。
1937年9月，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指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于戰(zhàn)斗的武器，號召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要拿起這個武器。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形象地指出：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這種打掃和洗滌就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毛澤東認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馬列主義政黨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馬列主義方法論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機的組成部分。
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更是從多個層面闡明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理論問題。其一，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宗旨或指導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其二，批評者應有的態(tài)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三，被批評者的應有態(tài)度：“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四，批評者的權利，被批評者的義務：“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其五，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目的：“團結-批評-團結”。
鄧小平則主張，批評與自我批評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本著團結同志、純潔黨性的目的，實事求是地分析錯誤的實質和根源，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他說：“為了保持黨在馬克思和列寧主義基礎上的團結和統一，為了及時幫助同志，克服缺點，必須大大發(fā)展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江澤民說：“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維護黨的純潔性、增強黨的戰(zhàn)斗力的武器。”強調通過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開展積極健康的思想斗爭，這是衡量一個領導班子是否有活力、是否具有正氣的重要尺度。黨員干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要“以人為本”，走群眾路線，要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提高黨性修養(yǎng)和理論修養(yǎng)，始終堅持“三個代表”，堅持“四自”的自我批評方式，即經常按照黨章黨規(guī)對照檢查，規(guī)范行為，嚴于律己，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
胡錦濤認為，面對世情、國情和黨情的新變化，執(zhí)政黨要帶著現實問題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著力從世界觀上解決共產黨員理想信念動搖的問題、群眾反映比較集中的突出問題，要以貫徹科學發(fā)展觀為指導，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習近平強調，新形勢下四大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黨內脫離群眾的現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現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上，當前要對全體黨員干部著力進行群眾路線教育運動，切實落實八項規(guī)定，改進工作作風，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是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的一次大排查，也是一次深刻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教育運動。
正是通過幾代中國領導人持續(xù)地批評與自我批評，改變了過去人們不愿做自我批評，更不愿聽別人的批評，難以正確評價自己，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缺點和不足的問題；也改變了不敢批評，不會做實事求是的批評，因為批評上級怕給“小鞋”穿，批評同級怕傷和氣，批評下級怕丟選票，故而人人明哲保身，人人圓滑自私，搞一團和氣，“好人主義”思想泛濫的問題。
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保持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密切了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擁有了發(fā)現問題、解決問題和及時糾錯的能力。
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讓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善于自我剖析、自我反思、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黨，成為一個能夠既立足自身又能跳出自身閾限而不斷發(fā)現和解決問題的黨，成為一個可以不斷糾正工作和政策中的失誤與偏差，保持先進性、純潔性的黨，最終能夠永葆旺盛的生命力，從而跳出歷史的周期率。
對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有多種形式，具體如下：
第一，不搞一言堂，不搞個人崇拜，充分發(fā)揚黨內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生活最好的時期就是西北坡時期。那時，全國解放勝利在望，毛澤東威信很高，但中央領導集體高度民主，關門可以拍桌子、提意見，真誠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開門一致對外，五大常委各負其責。
第二，各級黨組織定期開民主生活會，這是黨員領導干部旨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組織生活制度。引導黨員干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分清是非，堅持原則，根據“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嚴格要求，熱情幫助，真正達到弄清思想，團結奮進的目的。
第三，整風運動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中國共產黨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進行過三次大的整風運動，其中延安整風最為著名。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自1942年開始在延安發(fā)動的一場政治和文化的運動，持續(xù)了約3年時間。所謂的整風是指“整頓三風”，包括“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通過整風運動，要求黨員干部以黨的利益為重，服從上級機關領導，不搞小團體，不搞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重視馬列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遵從群眾觀點和上級指示，多吃苦少享樂等。這些要求成為黨員自我批評的標準。在整風中,為了正確地解決黨內矛盾，毛澤東制定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方針。
中國共產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對企業(yè)組織能力建設的啟示：
1.中國很多企業(yè)家之所以從自我到自大、再到自我膨脹，本質上是這些企業(yè)家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
任正非是軍人出身，有時工作作風也很霸道，但任正非有很強烈的危機意識和自我批判的精神。華為無論做多大，任正非能做到低調務實，以謙虛心態(tài)向一切優(yōu)秀的人或企業(yè)學習，一杯咖啡主義吸收宇宙能量。
華為的發(fā)展史，可以說是在自我批判中不斷成長的歷史。華為的自我批判首先來自任正非深深的危機感。2001年3月在華為發(fā)展勢頭正盛時，任正非卻在內部會議上提出要為過冬做準備，并在內刊上發(fā)表了那篇關于危機的著名文章《華為的冬天》。他提到“十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么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2010年華為已成為全球通訊行業(yè)的領先者時提出管理轉型。2011年，華為開始組織轉型，并創(chuàng)造性地設計了“輪值CEO制”。正是這種危機感讓華為始終懂得自我批判，自我調整，保持著企業(yè)發(fā)展應有的活力。
華為每一個重要的節(jié)點都是自我批判、自我蛻變的過程。這也是華為的厲害之處，很多企業(yè)走不出自我批評、自我革命這一步，沒有膽量正視自我的痼疾，害怕揭開傷疤或刺破膿包時的陣痛，就做不大，始終在山溝溝里打轉轉，見不得世面。
2.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企業(yè)構建學習型組織，走出經驗陷阱的重要途徑。
3.將黨內民主生活會引入企業(yè)高層領導團隊，在高層團隊中引入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企業(yè)家與高層領導實現自我超越，提升領導力的重要方法。
構建統一戰(zhàn)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造多元一體的良性組織生態(tài)
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組織力量來自于哪兒？中國共產黨的力量的源泉，不僅來自內部，還來自外部力量與組織良性生態(tài)資源的整合。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能力還構建在開放合作，建立統一戰(zhàn)線上，以此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并努力化解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把絕大多數人團結在共產黨周圍，發(fā)展壯大自己的多元性隊伍。毛澤東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鄧小平指出：統一戰(zhàn)線的本質就是團結大多數，孤立敵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凝聚人心，匯聚力量，聚合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開放合作，建立統一戰(zhàn)線，增強了黨的階級基礎，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第一，可以抓住主要矛盾，解決主要問題；第二，讓組織整合資源，使組織處于一個良好的生態(tài)中；第三，它可以使組織與其他團體形成命運共同體，獲得更廣泛的資源支持，保證整個社會資源為我所用；第四，它也使得這個組織始終保持開放，吸收更多更大的能量，確立組織生態(tài)優(yōu)勢，組織不封閉、不孤立。
統一戰(zhàn)線使民主黨派與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成為可信賴政治力。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開宗明義地提出，要“團結我們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真正的敵人”，為中國和平崛起創(chuàng)造良好的國際氛圍。
統一戰(zhàn)線化解社會矛盾促進和諧社會發(fā)展；共同協商，獻計獻策，激發(fā)創(chuàng)造力和潛力。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寫到：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zhàn)線，防止冒險主義。
正是基于要團結真正的朋友，共產黨在百年歷史中，構建了五次統一戰(zhàn)線：國民革命聯合戰(zhàn)線，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工農民主統一戰(zhàn)線，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人民民主統一戰(zhàn)線，新時代的愛國統一戰(zhàn)線。因而，在不同的階段，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力量，形成了良性的組織內外生態(tài)。
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西安事變發(fā)生，國內有很多種聲音，親日、親美不同派別對蔣介石的態(tài)度各不一樣。但是共產黨基于建立統一戰(zhàn)線的思想，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辱，提出只要蔣介石抗日，就可以放他回去。堅持停止內戰(zhàn)，團結起來一直對外。
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又強調，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懂得，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zhàn)線”。在《〈共產黨人〉發(fā)刊詞》中，毛澤東首次明確將“統一戰(zhàn)線”與“武裝斗爭”“黨的建設”并列，作為“戰(zhàn)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他強調：“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zhàn)線，是不可能的。
在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形成的新的階層中，共產黨之所以能贏得知識分子的支持，其實也是通過統一戰(zhàn)線，最大限度地團結這些優(yōu)秀人才，即使不入黨，也能為國家建設做貢獻。
現階段面對新形勢，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統一戰(zhàn)線是凝聚各方面力量，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的和諧，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重要法寶。”
習近平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yè)成敗的關鍵，是最大的政治。統一戰(zhàn)線本質要求是大團結大聯合，解決的就是人心和力量問題。”“大團結大聯合”是統一戰(zhàn)線之本，也是統一戰(zhàn)線永恒不變的主題。
通過建立統一戰(zhàn)線，共產黨凝聚了人心，也匯聚了力量，獲得人民的支持，從而無往不勝。
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妥善處理與世界的關系。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理念。2018年博鰲年會上，在題為《開放共創(chuàng)繁榮，創(chuàng)新引領未來》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總書記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做出了“五位一體”的關鍵表述，即政治上堅持對話而不是對抗，堅持結伴而不是結盟，安全上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xù)的新理念，經濟上堅持開放融通，互利共贏之路；文化上推動文明互鑒；生態(tài)上樹立綠色、低碳、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
在數智化時代，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維，代表了人類社會未來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正確發(fā)展方向，必將超越西方政客固有的“二元對立思維”，打破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所謂抗中聯盟，以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zhàn)線智慧，真正構建一個地球、一個世界“五位一體”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共產黨構建統一戰(zhàn)線對企業(yè)組織能力建設的啟示：
1.開放合作，構建統一戰(zhàn)線，打造產業(yè)生態(tài)，正是數智化時代企業(yè)新的戰(zhàn)略選擇。未來的企業(yè)要打造內外兩大優(yōu)勢：一是內在核心能力優(yōu)勢；二是產業(yè)生態(tài)優(yōu)勢。未來的社會與市場是一個深度關聯、跨界融合、開放協同、利他共生的，看似無序但自然有序的生態(tài)圈系統。企業(yè)與企業(yè)之間的競爭，不是零和博弈的惡性競爭關系，而是競合關系，利他取勢的關系。企業(yè)的戰(zhàn)略思維要從零和博弈思維到利他取勢的生態(tài)戰(zhàn)略思維。生態(tài)戰(zhàn)略思維的核心要點是：開放合作，利他取勢，跨界融合，長板優(yōu)勢等。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zhàn)線法寶所倡導的基本原則。
2.數智化時代，企業(yè)不再是孤島，而是要開放融通，跨界融合，善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整合企業(yè)內外資源，協調好相關利益者關系。
彭劍鋒 
2021-06-28 13:06:01